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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天文馆的激进人文主义

这座天文馆被誉为俄罗斯戏剧和东正教的继承者。

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崩溃之前的几十年里,莫斯科上空矗立着三个太空计划的象征

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崩溃之前的几十年里,莫斯科的上空矗立着航天计划的三个象征:火箭、宇航员和红星。火箭仍然在1964年的太空征服者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Conquerors of Space)的顶部,这座110米高的钛雕塑位于米拉大道(Prospekt Mira)旁边,有一条通往基地的宇航员巷。宇航员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站在列宁斯基广场(Leninsky Prospekt) 30米高的柱子上,手臂以漫威超级英雄的风格向后拉,好像要跃上平流层。这两座纪念碑既回顾了苏联的太空探索时期,又展望了行星探测器和空间站的时代。这颗红星是天文学和共产主义的象征,它出现在太空飞行的史诗时期之前,曾出现在位于Sadovaya-Kudrinskaya街的莫斯科天文馆的圆顶上。

莫斯科天文馆 蔡司档案

这个天文馆处在政治、工程、风格、戏剧、天文学、太空探索和宗教的影响的交汇处,每一个影响都相互影响。它是最后一批被称为“建构主义”风格的建筑之一,因此,它既回顾了新苏联社会最初的热情,又展望了国家社会主义艰难的几十年。

在莫斯科建造天文馆绝不仅仅是对行星和恒星运动的教育性展示,不管鲍尔斯菲尔德投影仪如何创造性地展示。俄罗斯长期以来对宇宙持一种多样化的态度,把科学、神秘主义、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一种超越纯粹物质世界的信仰和一种国家注定要探索行星和更遥远的世界的感觉融合在一起。19世纪作家尼古拉·费奥多罗夫,所谓的宇宙论的创始人,提出了死者的原子是分散在整个宇宙,而应该采取措施复活死者,谁会生活在其他星球,因为不会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住在地上。这个星际复活的主题后来出现在苏联的科幻小说中,比如安德烈·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 1972年的电影Solaris在那里,死者会在一艘宇宙飞船上重新出现在一个水生星球上。然而,费奥多罗夫也激发了早期俄罗斯人关于行星旅行的想法。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是俄罗斯第一个火箭设计师,他在沙皇时代就已经计算出了想要脱离地球大气层的发动机所需推力的基本公式,他是费奥多罗夫的追随者。齐奥尔科夫斯基建造了第一批火箭和飞艇模型,沉迷于关于宇宙组成的复杂而半神秘的理论,并写了关于俄罗斯太空探险者在其他星球上遇到外星人的科幻小说。他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照片上他留着飘动的长发,周围环绕着他的火箭和飞艇,他举着他的助听器,好像在探测远处的声音。

康斯坦丁·Tsiolkovsky

早期的俄罗斯科幻作家描绘了即将到来的星际飞行时代。Alexander Bogdanov在1908年写的红星描述了火星,这颗确定的红色星球,居住着一个善良的种族,渴望与俄罗斯人建立联系。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于1923年创作了这部中篇小说Aelita当时红色已经具有了政治意义。它讲述了两名苏联宇航员访问火星,发现那里的人口是由腐败的统治者和牧师统治的奴隶种族,并协助1917年式的革命,使情况稍微复杂一点,因为主要的宇航员爱上了火星女王。Aelita1924年,雅科夫·普罗塔扎诺夫(Yakov Protazanov)将其拍成了一部壮观而又非常受欢迎的电影,其背景具有非凡的建构主义风格。

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成立了具有大众成员的社团,以推广苏联的飞行计划。苏联人对所有行星事物的普遍热情不可避免地要求建造一个天文馆。魏玛德国和社会主义苏联之间有相当多的交流;两国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兴国家——尽管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有兴趣在广泛的流行文化基础上创造一个新世界,在20世纪20年代,两国都有高度进步的艺术、戏剧和电影运动。关于鲍尔斯菲尔德的发明的谣言很快传遍了莫斯科。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前流亡同志、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Marx-Engels Institute)主任戴维·里亚扎诺夫(David Riazanov)在1926年提议建造这座天文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是一个致力于苏联哲学和历史的组织。这座建筑原本打算成为一个大型科学综合体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一个动物园、一个博物馆和一个图书馆,这将是纯科学力量崛起的例证。动物园里展示的是进化时间,天文馆里展示的是宇宙时间,两者都与声名狼藉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传统宗教时间相抵触。Riazanov到德国参观了各种天文馆,并委托Bauersfeld和工程师Franz Dischinger为莫斯科建造一个天文馆。鲍尔斯菲尔德和迪辛格拥有苏联所缺乏的技术:建造投影仪的技术和建造钢筋水泥圆顶的工程技术。 Lightweight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jection of light would thus be combined to produce a building of the new age, with the minimum use of material. This Moscow planetarium was to be on an ambitious scale, with an internal diameter of 27 meters and seating for 1,440 spectators. The Zeiss dumbbell projector provided by Bauersfeld was the latest model, now able to project 8,956 stars and to switch the point of projection to various latitudes, a useful facility considering the vast size of the USSR.

天文馆是用来教育大众的,但它也很神秘,很神奇。

莫斯科天文馆的大部分设计是由蔡司投影系统的技术要求决定的。该建筑有三层:地下室,入口和门厅在地面层,一套径向门户框架支撑上面的楼层,以及一层的主投影大厅。额外的服务空间需要添加到圆形的形式,因此四个元素从中心圆投射出来——入口,垂直弯曲的墙壁;一种在投影仪不使用时将投影仪放在侧面的卷;另一个体量有一个优雅的,玻璃包裹的螺旋楼梯;以及员工的办公室。这四个突出的体量创造了一个动态的平面,同时也是圆形的,也从中心向外围推出。

外部圆顶由铁水泥建造,呈抛物线形,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事实上,这是唯一一个在天文馆上建造的抛物线形圆顶。这个外层穹顶的顶部只有8厘米厚,底部只有12厘米厚,蛋壳的厚度与内部体积的比例是1:280——比一个蛋壳和一个鸡蛋的比例还小。它是由钢杆框架根据木材模板铺设,并在上面喷涂混凝土。由于莫斯科的材料短缺,一种水泥替代品被制成了地面蛤壳,这种蛤壳的化学成分与水泥大致相同,而且出于某种原因,在内陆的莫斯科也能买到。隔热层是一层苔藓。海洋和陆地的材料被用来创造人造天空的外壳,然后在外部覆盖从德国进口的铝片。

抛物线穹顶在德国有先例:破坏Meyer天文馆的穹顶,布鲁诺的玻璃馆在1914年德国科隆Taut-constructed工艺展览,德国作家保罗·希尔巴特描述为允许“沉思的月亮和星星。”但还有其他俄国和苏联的影响。米哈伊尔·巴尔什(Mikhail Barshch)也曾在苏联亚洲旅行,对清真寺圆顶的各种形式感兴趣,其中一些是抛物线形的。抛物线形圆顶在莫斯科开始流行起来,出现在伊凡·列奥尼多夫(Ivan Leonidov) 1928年为新社会类型俱乐部(Club of the New Social Type)设计的富有远见的项目中,以及莫伊塞·金兹伯格(Moisei Ginzburg) 1931年为苏联宫殿(Palace of the soviet)设计的未建成项目中。从外部看,天文馆就像一个圆柱形蛋杯,里面装着一个大蛋,这对俄罗斯的复活节庆祝活动特别重要,重生和复活的时间——每天的太阳升起和灵魂的重生的联系是一个主题的提醒,这个主题可以追溯到埃及女神坚果的形象。圆顶顶上的红星不可避免地让人想起俄罗斯传统洋葱圆顶上的星星。没有必要说这些影响中有一个是决定性的;一个建筑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来源。

莫斯科天文馆 蔡司档案

某些早期苏联艺术家的主题之一,如卡兹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就是消除物体,代之以抽象的形状和运动线条。莫斯科天文馆可以看作是由各种运动组成的。在剖面上,外部穹顶的抛物线高于内部投影屏的半圆,抛物线勾勒出行星运动的椭圆路径,半圆则是更古老的完美天球概念。一层径向门式框架内的曲线和入口顶棚的部分抛物线呼应了这些线条,因此整个剖面由潜在运动的曲线线组成。同时,天文馆的圆形平面基于圆周运动和离心运动,因为大圆厅的圆形线条被向外抛的四种形式平衡,包括在玻璃圆柱体中螺旋旋转的优雅楼梯。建筑动态确定运动的观众,他们通过弯曲的入口,输入轴向循环门户框架中辐射从门厅的中心,并将沿着建筑的步骤四处围在投影大厅。此外,还可以加上蔡司投影仪创造的行星运动线。建筑的圆顶已经消失,上面只有夜空的错觉导致了天文馆最终的非物质化。

1927年,阿列克谢·甘,建筑杂志的编辑Sovremennaya Arkhitektura现代建筑)和建构主义理论家,出版了第一版天文馆的图纸,并宣称它是俄罗斯传统戏剧和东正教的继承者:

到目前为止,剧院一直只是一个专门为邪教服务的建筑。这个仪式是如何进行的,它所献身的崇拜是什么,没有任何作用……我们的剧院必须与众不同;它应该吸引观众对科学的热爱。天文馆是光学科学的剧场,也是我们剧场的一种形式。在它中,人们不是行动,而是管理一个复杂的技术设备。在这个剧院里,一切都是机械化的。因此,为邪教服务的剧院变成了为科学服务的剧院。在这个剧场里,装备了机器的人,扩展了他的知觉,看到了天体运动的最复杂的机制。这将有助于他建立对世界的科学理解,并使他自己从野蛮牧师的盲目崇拜和偏见以及欧洲文明的伪科学中解放出来。 For this theatre, we need to build a new building.

对甘来说,革命前的传统戏剧不过是一种教堂仪式,而天文馆将产生最精致的戏剧表演版本,由弗谢沃洛德·迈耶霍尔德和柳博夫·波波娃提出,在其中,叙事被抛弃,演员以精确的模式移动,成套设备变成了适应这些运动的大型机器。但到了1927年,苏联实验性的戏剧表演已经成为历史,因为建立新剧院的原始动力已经消退。对于像甘霖这样的人来说,他们仍然希望能重拾早期的热情,天文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它的形式类似于一个寺庙,当天堂的神秘在穹顶的内部被揭示时,观众虔诚地坐在里面——在东正教教堂的传统位置,有一幅巨大的上帝向下凝视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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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化先锋的其他成员也被天文馆迷住了。亚历山大·罗申科(Alexander Rodchenko)曾多次造访这座建筑,并以他特有的风格拍摄了一系列照片,相机以一定角度拿着,给人一种不稳定的感觉,就好像地球的表面以某种方式偏离了轴线。他记录下了雪中的穹顶、蔡司(Zeiss)投影仪、挤压的服务盒,以及一个戴着合适的布帽、走下螺旋形楼梯的无产阶级;在他拍摄的舒霍夫无线电塔中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人物。其中一些照片被刊登在《Sovremennaya Arkhitektura.罗申科在他1939年的自传中写道,黑色和白色

莫斯科出现了一座天文馆。
这是一个巨大而奇异的装置。
这是他幻想的实现。
由黑色金属和玻璃制成。
没有任何生物的形状。
它叫《火星救援》……
这使他不断地寻找一个虚幻的现实。
或是现实中的幻想。
为了展示一个人们还没学会观察的世界,
从新的角度,从新的观点,在新的
形式。

在这里,天文馆与红色星球火星和幻想中的外星人h。g。井的世界大战在俄罗斯非常受欢迎,而且是新的生活形式。罗申科认为摄影师的任务和天文馆的任务是有联系的。天文馆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宇宙新视野,这激发了他通过相机镜头以一种新的方式观察,拍摄照片,揭示以前未观察到的日常生活方面。

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科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也对这座革命性建筑感兴趣,他是罗申科的亲密同事和朋友,可能和摄影师同时参观了天文馆。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早期另一个令人着迷的人物,有时过于个性,难以驾驭,有时又像是革命国家的马夫。在他最后的一首诗中,写于1930年他自杀前不久,马雅可夫斯基以他特有的个人主义语法宣称:

无产阶级的女人
无产阶级的人
来天文馆吧。
进来
听那热闹的嗡嗡声。
在报告厅。
观众坐着等待天空的出现
head-sky-manager来
天空专家很重要
他来
推动并旋转着无数天体。

无产阶级群众被某种无形的天力所充溢。用马雅可夫斯基的话来说,“天空经理”——也就是控制放映机的讲师——成为了科学家、牧师、萨满和戏剧导演的一部分。就像马雅可夫斯基经常做的那样,他对新社会主义世界的支持带有一种神秘主义的暗号:天文馆是用来教育大众的,但它也是神秘的、神奇的。投影仪可以加速时间,召唤出广阔的宇宙空间,并随意移动它的观察点到一个遥远的位置。这是复兴衰落的革命冲动的适当机制。

来到莫斯科天文馆观看行星和恒星轨道科学展示的大批观众明白,这些展示也是为了启发苏联人民未来向太空扩张。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火箭模型,连同苏联殖民其他星球的图像,在天文馆大厅的显著位置展示。入口放置了两枚火箭,模仿圆柱,仿佛建筑和火箭可以结合在一起。20世纪40年代早期,莫斯科梦幻剧场上演了有关哥白尼、佐丹奴·布鲁诺和伽利略的演出。20世纪60年代初,在尤里·加加林执行任务前不久,由太空狗兹维兹多奇卡发射的球形东方3KA-2等苏联宇宙飞船在天文馆一楼的大厅里展出。1957年,天文馆的一层安装了一个巨大的地球仪,上面标出了人造卫星在地球上空轨道上不断变化的位置。游客们会受到苏联计划在地球大气层之外逐渐扩张的启发。天文馆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被用来向未来的宇航员展示太阳系的运行情况,其中一些人,比如加加林,回到这里向大量观众讲述他们的经历。因此,天文馆与苏联太空计划的早期成就联系在一起,这是苏联技术与西方对手相比取得成功的明显标志。

莫斯科天文馆的后期故事反映了苏联的情况。它是在苏联社会迅速变化的时候被赋予生命的,当时,在政治体制向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式独裁统治发展之前,革命的伟大希望正在消退。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义政府增加了红星——它在最初的设计中没有出现——以便将天文馆与政府联系起来。在某个时候,外墙被漆成亮蓝色,似乎是为了否认它与20世纪20年代的白色现代主义的联系,建筑弯曲的入口门廊被拆除了。20世纪40年代初的一张照片显示,这座建筑已经处于衰败状态,被挖进建筑周围废墟的高射炮所包围,准备向天空开火,而不是调查天空。


William Firebrace是一名建筑师,著有《值得一看的东西》《马赛曲》尼莫的备忘录。他常驻伦敦。

经许可转载星剧院:天文馆的故事William Firebrace, Reaktion Books Ltd.出版©2017 by William Firebrace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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